三小学生集体跳楼事件惊醒国人，重温毛主席五七指示！
来源：网络 文章作者：佚名
2011年9月19日下午2时10分许，九江市庐山区人民医院急诊中心送来了3名小学生伤员，她们脸色惨白，呻吟不断，一名小学生脸上还有明显的擦伤，嘴巴在不断出血。据了解，这三名女学生都是10岁左右，相约跳楼后被送往医院急救。 跳楼女生：怕作业没完成被罚 。跳楼原因，据女生称是：“跳楼死了就不用写作业了。” 昨日在庐山区人民医院住院部七楼，记者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3位小朋友。10岁的黄婉婷告诉本报记者：她是赛阳中心小学五年级的学生，19日上午，她因为没有写完学校布置的作业，她和六年级的王欢、孔欢都没有去上学。 她们三人在家里赶了一天的作业后，还是无法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这时，年纪稍大点的孔欢提出了一起跳楼的想法。“我不想跳，但是大家手拉着手就跳下去了。”黄婉婷说，她内心其实很害怕跳楼，可是她也很害怕没完成作业被老师罚站。 据她介绍，这次学校布置的作业特别多，数学老师（班主任）如果发现她们没写完作业，就会要她到教室外面罚站，或者站在学校外面，直到老师让她进来为止。 中国中小学生学习负担重，非始于今天，减轻学生负担的呼声也非始于今天。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对此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教育部门就学生“减负”问题先后出台过30多个文件；各种媒体有关减负的争辩和讨论，也从未停止过。但结果却逆势而动，愈减愈重，令人困惑不已。 笔者对学生学业负担沉重深有体会，这委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多方面原因，非官员、专家们一句两句“点金之言”所能消解。 首先，教育等级制度是万恶之源 等级观念在中国历史悠久。不管你承认与否，“人分九等，衣分五色”长久以来一直成为国人的共识，没有人觉得不合理，无论是处于上层的公仆还是处于下层的屁民，没有人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怀疑，一切都是那样的理所当然。时至今日，每个人的最高理想，仍然是尽可能挤到等级社会金字塔的上层，把别人挤下去，自己做人上人。 等级观念在教育中的表现，最典型的，莫过于孟子所说的“君子三乐”中的一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精英教育。在我国，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明里暗里，学校都有重点非重点之分，同一学校里面的班级又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人为地将学校和班级分成三六九等，导致学生和家长挤破脑袋，一心追求进重点学校、重点班级。并非家长盲目，有钱没处花；明显的，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级，无论是教育的软件还是硬件，都要优越的多，特别是师资力量，有的简直是天壤之别。 等级观念在高校愈发显赫。高考招生分一本、二本、三本和高职大专，明显反映了高校等级制。名校垄断高分者，高分者统统进名校；进大专高职的学生统统是最低录取分数者。这无异于向世人宣告，能进名校、重点大学的才是优秀生，逼迫学生往等级高的名校挤，只要你还有一点点自尊和上进心。而社会对一个学校和老师的评价，也是惟“名校论”“重点论”“升学率论”。能够考进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学生光彩，家长光彩，老师光彩，校长也光彩，各方均利益多多！而进入高职高专就读的学生，唯一的收获就是捡拾了一份失败者的心态，外加他人赐予的白眼！ 为了挤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这座独木桥，千千万万的学生才不得不和老师、家长通力合作，自觉背上了苦学的重负，在题海中挥汗如雨；主动投怀送抱，心甘情愿地接受名目繁多的补习班、辅导班的“忽悠”。 谁也不愿在起跑线上吃了亏！除非他不得不吃亏！ 其次，恶俗的用人理念对学生学业负担的加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社会各部门在用人上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沽名钓誉，崇尚形式虚无主义，即只重形式，不重实效，只重文凭，不重能力，且美其名曰“品位”。说白了，用人的标准，不是才能，而是“面子”！中国人的“面子”最值钱！咸丰不就是因为“面子”而被英法火烧了圆明园吗！ 大小单位，选聘人才，不管有用没用，首先看看你的学历，看看你的各种各样的证书：英语等级证、计算机等级证、普通话等级证……学历越高，品牌越响，证书越多，那就越有分量！完全把学历和能力等同，把证书和面子等同！一如国人对洋人的仰慕一样，不管黑白，只要是“老外”，就刮目相看，就不惜重金雇来装点门面，为啥？不为啥，就因为他是老外！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好像有了几个博士生、硕士生、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这个单位就身价陡升似的，于是乎就有了“品位”！以至于掏大粪也要用名牌大学学生，据说是提高了行业品位，只是“品位”虽然提高了，大粪并未因此变香，也没有因此变得更有肥效！令人不解的是，媒体无视教育资源、人才资源的浪费，也一窝蜂的对此大加宣传、褒扬，严重扭曲了人们的视听！ 有些单位规定只招聘“985大学”、“211大学”的毕业生；在有些地区和单位，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可以落户口，非重点大学的就不能落。这种“唯校是举”的等级制，有悖于“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为了能在社会地位高、工作相对稳定、薪酬较优厚的工作单位就业，学生就必须考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而在当今时代，除了高考之外，几乎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实现人的理想追求。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学生负担加重的现实推力 我国是人口大国，是发展中国家，就业形势严峻，加上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分数的竞争、考试成绩的竞争、升学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就业压力的前移。 不同等级的学校毕业，就业单位、薪酬待遇、社会地位等迥然不同，且差距巨大。据统计，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至15倍，跃居世界首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虽得到极大提高，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但是，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好的职业、单位，富的滴油，干不了几年，有房，有车，在大街上横着走，享尽荣华富贵；而一个普通的单位和职业，往往干一辈子也别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窝，终身瑟瑟缩缩，腰不得伸，气不得吐，郁郁终生。近些年来，两极分化问题突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此背景下，学生和家长面对升学竞争，无论如何是淡定不了的，不得不为将来谋划，不得不为将来付出！明知独木桥难挤，也不得不剑走险锋！ 牺牲健康，换取学分，实属无奈之举！ 第四、教育行政官员的“有所为”是加重学生负担的有力推手 指标性的考评制度是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一大顽疾，教育部门当然也不在例外。毋庸讳言，我国许多地区中小学教育，都有着一套残酷的、有形或无形的检查制度、评比制度和排名制度；各级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在这种竞争性制度下生存和生活。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我国教育界多年来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经济发展要看GDP，教育发展要看升学率。由于急功近利的教育政绩观驱使，一些地方领导习惯于像抓GDP一样抓升学率，并以此作为考核学校的主要指标，如初中毕业考取市、区重点中学的学生人数有多少，高中毕业考取“985、211大学”、考取一本大学的学生人数有多少，给学校提出要求。学校为了生存和声誉，不得不往下层层施压；教师为了个人名誉和前途，则对学生施加压力，不断加大作业和考试力度，以追求高分和高名次，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近几年，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减负措施，之所以不见成效，并非措施不科学，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以考试为中心、以分数论优劣”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没有根本改变！ 第五、教育行政部门的“有所不为”让减负成了空头口号 近几年，国家教委对中小学教材和大纲几经调整，既减少了课时，又减少了教学内容，这本身是给学生减压的有力措施之一。可有些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并没有买国家教委多少账，并未以此为契机，去认真落实减负的目标。相反，为了显示自己“高深”和与众不同，对教学起导向性作用的各省市中考和高考试题，却仍严重偏离现行教材和教学大纲的要求。 为了弥补教材与统考试题不统一的状况，不致于在考试中败北，不少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不得不加大教材内容，布置教材外作业，试题模仿统考题，不惜严重超出教材和教学大纲的范围。有些家长为了保险起见，也不得不利用节假日另请家教，给孩子开小灶；或送孩子进补习班“强化”！ 教育行政部门的“有所不为”，等于默许了加重学生负担的行为，助长了“顶风作案”的风气，实则成了加重学生负担的黑手。 第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是学生负担过重的内在压力 西方国家学生把学习看作是义务，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基本要求就行了；而中国学生和家长们信守的却是“学而优则仕”。 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家长们普遍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们总是把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千方百计地想在子女身上得到历史性补偿。加之，当今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大多数家长都视为掌上明珠，把全部希望寄予其身上，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他们身上，孩子的学习、升学、择业，无一不牵连着全家的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对学生负担过重不是反对，而是支持、赞成。于是超时学习，追求高分，为了上好学校，为找好工作和入仕做准备，这无形中又加重了学生负担。 第七、课堂效率底下是学生课业负担重的直接原因。 教学效果和课业负担是一对孪生兄弟。课堂效率高，学生听懂了，课业负担则相对减轻；课堂效率低，教学任务没完成，学生没听懂，课业负担必然加重。 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压力和应试教育的流弊，加之教育思想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可以说目前中小学课堂教学普遍地陷入教师苦，学生累，负担重，效率低的困境，形成了高分数、低效率的强烈反差。 因此，要真正做到减负，光空喊几句口号不行，必须找准病灶，对症下药，才能行之有效！ 一天教育等级制度不废除，一天用人理念不改变，一天收入差距不缩小，一天教育行政化不移除，一天“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不淡化，一天课堂效率不提高，任何关于减负的“妙招”都会失灵。 那么，如何让悲剧不再重演，那就是回归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办教育。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提出了“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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