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文章作者：佚名

和社会自由？这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可不是维多利亚社会所理解的进步。剑桥的教授们渐渐习惯了有妇女参加他们的讲座。不过，阿瑟·奎勒－库奇爵士坚持用“先生们（Gentlemen）”称呼他的男女混杂的听众。早在1890年就有一位女生在同年级考试中独占魁首。但她还要很长时间都拿不到学位，评议会的先生们反对授予她学位。剑桥是最后一所同意妇女享有完全平等的大学教育权利的英国大学，从选举权到学位颁授典礼。这一年是1948年――比牛津晚了28年，这也是一项纪录。作为剑桥的男子学院，国王学院和丘吉尔学院率先于1971年招收起了女生，莫德林学院是最后一所（1987年）。在“我们男女生混杂”的那些英雄的年代里，圣约翰学院的门房负责人告诉我道，“我的前任鲍勃·富勒戴着黑色袖章，我们的院旗降半旗在空中飘扬。”今天，在剑桥，女生所占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但只有百分之六的教授是女性。

　　1871年，又一项法律结束了对不信奉英国国教者的歧视。在那之前，谁想获得硕士头衔、学院官职或教授席位，都必须宣誓信奉《三十九条信纲》。1563年开始实行的这一信奉英国国教的声明将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持不同宗教信仰者排除在牛桥门外。这一宽容法令姗姗来迟，即使在这之后，学生们也必须每天去礼拜堂祈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些学院还要久。

      1861年，人们注意到了第一位已婚教师，这显示剑桥大学在渐渐地脱离中世纪。一年前这所大学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结婚的规定。由于各学院有权自主决定此事，直到1880年之后，院士们的结婚愿望才取得了成功。这给剑桥带来了一场建筑和婴儿的小小兴旺。院士家庭日渐增多，当为它们修盖新房时，一种生活形式在各学院里走到了尽头：院士和学生同居一室的共栖现象。

　　有些教师至今还在怀念这种状况：“我相信学院是一个家庭，单性学院真的是个家庭。”彼得豪斯学院的大卫·沃特金院士告诉我说：“我理想中的地方是教师们生活在学院里，学生们生活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它生活得心满意足，一个追随一种懒散的平等时尚的小念头就让它发生了变化。在一个高等教育的地方我不欢迎任何平等的成份。”从遗传学来看，取消结婚禁令神奇地提高了牛桥因子。一些院士家庭相互联姻，他们的孩子成了牛津和剑桥的教师、伊顿公学或橄榄球学校的校长，他们攀升到政治、文学、出版界的重要位置。属于牛桥的这个大学教育王朝的有阿尔诺德家族、阿德里安家族、巴特勒家族、赫胥黎家族和斯蒂芬家族，像格尼家族、弗赖尹家族、加斯克尔家族、霍奇金家族这些贵格会教徒家庭，像麦考利家族、特里维廉家族和达尔文家族这些光彩夺目的名字，他们反过来又和凯恩斯家族联姻。从世纪之交到1930年，这少数家族超大比例地培养出了很有影响的杰出人才――一个极其保守的“知识分子贵族阶层”，剑桥历史学家诺埃尔·安南对他们血缘和精神的相似进行了描述，他是他们最后的伟大继承人之一，他娶了一位来自乌尔施泰因家族的柏林女子为妻。

　　牛桥的近亲婚配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在社会上排斥外人。大学改革之后，工人家庭的儿子们也很少有机会。查尔斯·金斯利写道：“我们孤傲，其真实原因是因为我们穷。”对于他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裁缝和诗人阿尔顿·洛克来讲，在1850年，剑桥是高不可攀的，就像世纪末的牛津对于托马斯·哈代笔下的石匠裘德一样。他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只留下“维斯沃德·霍！”这个地名，金斯利本人1860年成了剑桥的现代史客座教授。阿尔伯特亲王请他担任其长子的导师、当时的三一学院的学生（爱德华七世），金斯利的“肌肉基督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人阶级的冠军和亲王教育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仇恨者――也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