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文章作者：佚名

的三位革命先驱，克拉默、拉蒂默和里德利，都被烧死在牛津的火刑堆上。一些新教徒逃去了大陆上，有一些入土后也得不到安宁。1556年2月6日，新教神学家马丁·比塞和保罗·法基尔斯的尸体被挖出，他们的棺材被用链子缚在桩子上，抬到剑桥的集市广场上焚毁了，好像它们是异教的复辟者似的。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信奉新教，在她的统治下，大学渐渐得到了巩固，这次王位更替影响深远。人们继续激烈地争论圣经和教会的权威性。承认英国国教的宣誓使许多人陷进了一场良心纠纷、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完全忠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清教徒都一样。这位“处女女王”引进了院士必须独身的戒律，只有院长例外。从1570年起，这一禁止结婚的命令就被纳入了大学的规定――正式地直到1861年。创建了新的学院。埃曼努尔学院（1584年）和悉尼·苏塞克斯学院（1596年），两个学院都旨在促进新教，为了显示它们和信奉天主教的历史决裂，两座礼拜堂最初都是坐南朝北，而不是坐西朝东。

　　伊丽莎白一世只来过剑桥一回，那是在1564年夏天，她更喜欢“亲爱的牛津”，并且资助它。可在她长时间的统治期间，剑桥大学前所未有、以后也再没有这样接近过王位和权力。她的大臣，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在他的母校担任校长近四十年。剑桥的毕业生相继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任职于国家和教会的高级部门。

　　随着宗教上的稳固，大学生的人数也从1570年的1630名上升到1620年的3000名左右。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绅士”――下等贵族的儿子们前来就读了。当时形成了三类大学生：贵人（noblemen），他们支付昂贵的学习费用，不用考试就能拿到学位，作为fellow commoner和院士同桌用餐，这是他们的许多特权之一；公寓生（pensioners）,来自中等阶层的大学生，他们支付住宿和学习费用，但少一些；最后是sizar们，来自贫困家庭的助学金领取者，免除了费用，但必须在学院里从事服务。大学的三种社会等级的教育基础是16／17世纪发展形成的导师制，同时也是学院经济的一部份。年轻院士靠当导师维持生活。

　　数百年来，剑桥城只是这所大学的后花园，是廉价劳动力仓库。早在1954年，爱尔兰剧作家肖恩·奥卡西访问过剑桥后就写道：“这座城市挤在、弯弯曲曲地紧挨在学院建筑的周围，给人的印象像是一个没落的小伙子想期望一位富亲戚赐给他一个工作。”学院越扩张，它们对门卫、校役、清洁女工和匠人的需求量就越大。城市仍然相当小――1801年首次人口普查时，居民人数才不足9000人――是繁华农业经济中心的一个小镇。这里住着农民、石匠、啤酒酿造工人、裁缝、鞋匠、商人。城里没有大房子，有钱人住在周围的庄园上。但是，全国各地的客人、伦敦的马车、大陆的商人，他们每年都要来剑桥一次：在九月份，来赶斯图尔桥年市。

　　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更喜欢牛津；他们将剑桥当作前往新集市赛马时中途休息的地方。当詹姆斯一世1614年留宿三一学院时，整个学院里禁止吸烟，因为众所周知，这位国王厌恶吸烟。为了供他消遣，教师们安排了一场哲学戏，一场有关“狗们是否进行三段论”问题的辩论表演。最后得出结论，狗不能思维。那位君主听后说，他的狗是例外。教师们钻牛角尖地高声附和。毫无疑问，剑桥是一个精神活跃的地方，充满神学和政治的辩论，获益非浅的不光是年轻的弥尔顿。在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学生奥利弗·克伦威尔接触到了加尔文教的思想，1640年他以一票的优势代表剑桥被选进了议会――“那惟一的一票既毁了教会也毁了王国。”圣约翰学院的院士、诗人约翰·克利夫兰议论道。和城市不同的是，内战爆发时，大学继续忠于王室。1643年克伦威尔返回来，将学院变成了军营，将剑桥变成了东英吉利议会运动的司令部。大多数院长丢掉了他们的官职，有一半院士，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