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民周刊　　文章作者：佚名

其批评，它在同时培养智性和情感方面为其他学科所不及。英文学院的学生除了学习文学经典之外，还必须学习外语、比较文学、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史等课程。在利维斯看来，精神成人远比专业成材来得重要。利维斯毕生事业的首要原则就是确信：在一个人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和他在人类生存的总的适应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可以由批评家来唤醒并使之丰富。

　　陆建德在剑桥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利维斯的。“他在30年代就开课讨论广告、电影这些大众文化。在他看来，文学批评要指出‘套话’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利维斯把文化转换为语言问题，文化的精粹就是辨别优劣的语言，但他给人的印象是在进行一场无望取胜的战争，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正在消解批评的标准，利维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总要去电影院看一部美国西部片才能放松。”

　　清华大学教授、剑桥博士曹莉介绍：“与剑桥800年的历史相比，成立于1917年的英文系堪称年轻，当时的一份报告说，文学所能提供的精神价值足以取代宗教的主导地位，将文学与普通人的道德修养和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利维斯看来，大学就是要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的智慧，纯洁国民的趣味，大学和文学批评的使命就是抵抗社会对“少数人文化”的围追堵截。

　　1959年5月，C.P。斯诺在剑桥大学的评议堂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斯诺曾是一名科学家，还是一名小说家，后来“又成了一名身份难以确定的公众人物，有资格对无论什么问题发表他的见解”。这次的演讲他提出了问题：知识分子是两极的，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一个文学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什么，但科学革命将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能让那些贫穷的地方逐渐富裕起来。

　　斯蒂芬·科里尼教授为50年前的这场演讲做了一个长篇导言，《两种文化》中文版中即可看到，他说，斯诺提出来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他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利维斯教授的回应是在1962年，他退休之前所作的《里士满演讲》，他对斯诺的蔑视是全方位的。“他在智力上并不出类拔萃”，他的演讲“所展示的恰恰是智力特色的全然缺乏和令人窘迫的粗俗风格”；“作为小说家他并不存在，他还没有开始存在，他不能被认为懂得小说是什么。他写下的每一页都等于白纸，空洞无物”。这份演讲发表后，众多知识分子参与讨论，利维斯的腔调被认为过于刻薄，但这也符合他文学批评的一贯作风。

　　科里尼教授说，凡是利维斯认为浅薄、机械化和仅仅风行一时的东西，他都恨不得扔进垃圾桶里，斯诺可以凭借小说沽名钓誉，但他却闯进了20世纪英国文化一个最敏感的区域：对工业革命给人类造成的后果做出评价。利维斯把斯诺的名声看成一种“不祥之兆”，“它说明现代社会多么严重地丧失了谈论能赋予生活以有意义的价值的能力，于是‘繁荣’、‘提升生活标准’这类套话就被用来填补空当”。

　　9月底，剑桥大学的唐宁学院，恰好有一个“重估利维斯”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持人是利兹大学教授C。乔伊斯，他对我们说：“利维斯对工业革命对文化的破坏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也不愿意人们将生活的手段和生活的目的混为一谈，他教学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理解‘生活’的复杂意味，生活只是个人的，而无法抽象化，难以用工业和科学的数据来证明生活的幸福。”

　　乔伊斯教授说，利维斯教授去世时，《泰晤士报》发表的讣告中特意描述了唐宁学院的建筑特点：“这所学院是希腊风格，用大量的空地取代了封闭的庭院，廊柱高大，在这所学院里人们可以像希腊的智者那样静思，但看到那些建筑，也会让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