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五义》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上海戏园里编《狸猫换太子》新戏，第一本用《三侠五义》第一回作成底本，这可见京班的戏子还忘不了《三侠五义》的影响，又可见改本的第一回删去了那有声有色的描写部分便没有文学的趣味，便不合戏剧的演做了。

　　由于鲁迅、胡适对《三侠五义》原本一致的好评，加之胡适所撰序言的充分说明与特别强调，又兼俞平伯文学功底深厚、校点精审确当，“亚东版”《三侠五义》一经出版，迅即为南北各地的大众读者所接受与欢迎。“狸猫换太子”的传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热潮。

　　三 重温与新编

　　几乎与鲁迅、胡适等“新文学运动”健将们校点出版《三侠五义》同步，仿佛是某种南北文化圈层的冥冥相通与心领神会，上海的各路出版人及书商，也随之行动起来，接连推出《三侠五义》的各种版本。

　　当时，为确保销路与销量，上海公益书局、校经山房、大同书局等书业机构，均将“狸猫换太子”直接拈提为书名，甚至还将《三侠五义》中的相关故事情节予以扩写与新编，以更大篇幅、更多笔墨来书写这一传说故事。同时，各大书局还为小说绘制了大量插图，几乎达到了“连环画”的形式。

　　严格说来，上述这些改头换面的《三侠五义》新编本，自然不会是严格按鲁迅、胡适等孜孜以求的“原本”来编印，而是有意要将“狸猫换太子”这一传说故事设置为整部小说的核心背景。正是这些新编本的大量涌现，让“狸猫换太子”的传说故事，有了自清末以来的第二次大流行，较之先前由北京发源流行至南方地区，声势更为浩大。且在此次大流行中，“狸猫换太子”故事本身的构架与内容也得到空前发展，为民国时期的曲艺说唱改编拓延了更大的文本空间。

　　譬如，大同书局推出的《大宋实事·狸猫换太子演义》首册前三回篇目为：

　　第一回：宋真宗临行传诏制，李辰妃分娩产狸猫

　　第二回：郭总管设策易真主，寇宫人遭疑受毒打

　　第三回：寇珠触阶李妃遇救，真宗回朝包公出世

　　这样的小说回目，与《三侠五义》原本已大不相同，俨然是要加大“狸猫换太子”这一传说故事的比重，来大肆“演义”一番了。

　　再者，新编者在卷首刊有序言，明确表达了“正史”与“传说”应当互相参证而不是互相抵触的基本观念，并认为“史册所载，虽无此说”的“狸猫换太子”传说故事，却可以通过种种点滴史实来推测，“由是以推测，换太子事，如烛影摇红，滋可疑矣”，不能轻言其真伪有无。因“天下之事，因果起伏，必无若是简单者”，所以新编者自告奋勇，要“盖以本先哲之末意，记其事，述其真，以征实于千载而后”。

　　此序很能说明“狸猫换太子”这一传说在民国时期二次流行并达至高峰的根本原因——传说与小说的互存互动对社会文化（尤其是通俗层面的大众文化）的影响，并非纯粹的文史考证与文化倡导所能替代。

　　在《三侠五义》新编本大量涌现之际，抛开《三侠五义》小说原本而“另起炉灶”，完全以“狸猫换太子”传说故事为蓝本，编制为一部新的章回体小说者，也开始趁势而起。

　　上海大观书局推出的《宋宫奇案·狸猫换太子》，就是直接演绎这一传说故事的章回体小说之一，其篇幅竟达56回之多。换句话说，“狸猫换太子”的传说故事，除了成为《三侠五义》改编本的“招牌”之外，也完全可以“自立门户”，独立成为一部新的小说作品了。

　　四 渗透与考古

　　时至1945年，“狸猫换太子”的传说，不但仍在继续流行，甚至还渗透到了文物考古界，差一点就要被确定为“信史”了。原来，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在当时的“陪都”重庆，由杨家骆、顾颉刚等学者组建的考察团，在重庆大足县发现大量宋代石刻造像，震惊中外学术界。当时，在大足北山、舒成岩（又称云从岩）、石篆山三处四座石龛（窟）中，有学者声称发现了以“狸猫换太子”传说为故事原型的宋代石刻造像。

　　“狸猫换太子”的传说，竟活灵活现地被雕刻在了远在西南一隅的重庆大足县的山乡石龛（窟）之中，且一经发现，竟有三处四龛（窟）之多，竟还都是北宋末年与南宋初年雕造的（据考，北山、石篆山造像年代为北宋末年，舒成岩造像年代为南宋初年）。这样的考古发现与学术发现，可谓“石破天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