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语言工丽，讲求对仗，声调铿锵。钟嵘认为沈约诗歌“五言最优”，其五言在对偶与韵律方面，已初具唐代五言律诗雏形。对偶如《伤谢朓》:“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等，已成典型。声律如《钟山诗应西阳王教》等，呈现出井然有序的四声对应关系。韵脚如《怨歌行》等，已然出现平仄交替。同时，沈约常以双声叠韵词入诗，读来朗朗上口，音声铿锵。明人杨慎《升庵诗话》评沈约《八咏诗》有言:“‘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秋至愍衰草，寒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此诗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晓，四字似复非复，后人决难下也。”可以说，沈约的五言诗，是对其所倡“声律论”的探索与尝试。

　　沈约在齐梁诗风新变中的意义

　　沈约在萧齐时已成为竟陵王萧子良文人集团的领袖之一，在萧梁时又居宰辅之任，身居高位。他不仅善于属文，更乐于推人之善，提携后人，在齐梁诗风新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以“三易说”引导齐梁诗风的审美变革。沈约的“三易说”对改变刘宋以来追新尚奇的诗风颇有助益。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有“宋初讹而新”，宋初文坛追求新奇，而这种风尚至于宋末，愈演愈烈。刘宋初期以颜延之、谢灵运、鲍照、范晔等为代表，注重语言的雕琢与诗意的生新，中后期则以张融为代表，以标新立异自许。所谓“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文心雕龙·练字》)。因此，沈约的“三易说”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种时风，促进诗歌的健康发展。且其所倡得到彼时著名诗人谢朓、王融等人的认同。如谢朓《游东田》《游敬亭山》《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等山水诗，文词平易晓畅，在对自然景观的精心描绘中融入真情实感，较之谢灵运刻意追求生新古奥的山水诗有了长足发展。

　　其二，以“永明体”诗歌推动近体诗的生成与发展。《南史·陆厥传》论述永明体时，将沈约、谢朓、王融、周颙同列，他们善识声韵，以气类相推毂。沈约诸人在提出“四声八病”等声律论后，有意识地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实践。沈约所作前文已论。他者如谢朓，提出“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的观念与“声律论”相呼应，“圆美流转”的关键便在于声韵与格律。在他的实际创作中，有“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等佳句，大多平仄协律，对仗工整。又如《玉阶怨》《王孙游》《同王主簿有所思》等五言四句小诗，更与唐代五言绝句相差无几，以至于得到“已有全篇似唐人者”(严羽《沧浪诗话》)的评价。可以说，以沈约为代表所倡导的永明体诗歌，是近体诗发展中的关键一环。

　　其三，以《宋书·谢灵运传》总结文学发展经验，开文学史书写先河。值得注意的是，沈约在该传中的许多观点，为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所继承。如沈约在文情关系中提倡“以情纬文，以文披质”的诗文写作观。至于《文心雕龙·情采》则有“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诗品》则有“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可以说，沈约《谢灵运传》为《文心雕龙》《诗品》等文学理论专著中的诗歌发展史论导夫先路。

　　综上所论，沈约无论在理论建树还是在诗歌创作上，皆引领潮流，身体力行，以亲身创作实践推动齐梁诗风变革，为唐诗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