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注组最终决定新校本《红楼梦》前80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参考其他10余种早期抄本及程高本，后40回则以程甲本为底本。“《红楼梦》以120回的面貌流传了这么多年，如果只有早期抄本的前80回，应该不会赢得那么高的地位，所以还是选择用120回的来满足读者的需求。”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此次新修订版专家之一孙伟科介绍。

　　孙伟科认为，后40回最重要的是把两点保留了，一是贾宝玉父子矛盾的悲剧，贾宝玉不按家族的要求光宗耀祖，最终离家出走；二是宝黛爱情的悲剧，后40回把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矛盾保持了。这两个矛盾是《红楼梦》里最主要的矛盾，把这两个矛盾保持到底，是后40回的贡献。

　　“《红楼梦》后40回一些情节，虽然不符合前80回的线索，但有一些章节写得相当不错，最重要的是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是非常了不起的。”张庆善说。

　　为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

　　“从来没有那么多红学家为一部书的校注聚在一起！”采访中，谈起当年校注组的工作，不止一个人向记者感叹。

　　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吕启祥、孙逊、沈天佑、沈彭年、应必诚、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扬华、顾平旦、陶建基、徐贻庭、朱彤、张锦池、蔡义江、祝肇年、丁维忠，7年里，先后有20位红学领域的专家参与校注，共整理校记6000多条，实际采用1000多条，撰写注释3500多条，实际采用2300多条。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堆放着各种文献书籍的办公室里，编辑胡文骏为记者翻出了学者们当时的原始发稿本，上面有多位专家的勾画与批注。“已经很难辨认是哪些专家的笔迹了，但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工作状态。”胡文骏说。

　　“校注组主要有三方面工作，一是标点断句，二是校勘，也就是文字的订正，还有就是注释。”张庆善告诉记者。

　　当年，在恭王府前石狮子的右侧，有一座叫琴楼的楼，里面每间房都小小的，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校注组刚成立时，专家们就在那里工作，一人一小间。多年后，李希凡在《往事回眸》中回忆：“上午校订，下午阅读，校订是大家在一起，读出各种版本的每一句话，斟酌取舍。”他这样形容在琴楼的日子，“似是到了‘世外桃源’。”

　　如今，琴楼已被拆除，但吕启祥仍然记得当时工作的情景。在校勘过程中，大家坚持己见，寸步不让，常常为了一个字、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究其原因，不外是为了坚持自己心目中的‘原著面貌’。”

　　工作中，与吕启祥相处时间最长的学者是陶建基。吕启祥曾在新校本《红楼梦》出版25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回忆这位“端方正直”的老先生：“陶老年纪大，身体也不甚好，可愈是琐碎吃力的事，他愈是认真落力去做，一次查找《不自弃文》的出处，为了赶时间，他不避暑热路远，大礼拜天乘公共汽车跑到北图，找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从卷二十一《庭训》里把《不自弃文》全文抄录下来，字字清晰，一笔不苟。”

　　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老红学家担任校注组顾问。那时启功居住在小乘巷一间陋室中，吕启祥曾回忆起去他家求教的情景。“那时，为了《红楼梦》校注的事，我大约隔些日子便会到小乘巷启先生家中去。记得是一个很小的院子，院角有一株芭蕉树，先生住其中一间平房，屋内泥土的地，纸糊的顶棚，已经破旧，上有耗子穿梭游走，冬天生一个炉子，一把藤椅已年深月久，跐牙咧嘴，扶手上的钉子突了出来，坐上去要十分小心。”

　　为了注释《红楼梦》中妇女的服饰和配饰，校注组的专家们曾到故宫珍宝馆参观实物。为了弄清楚书中提到的医药、器物，他们请教了医药界与故宫的多位专家。书中每条注释的确定，都经过多次商讨，并力求找到典故或史料的最早出处。

　　经过7年努力，1982年，新校本《红楼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逐渐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红楼梦》读本。据胡文骏介绍，40年来，这一版本《红楼梦》，普通版、珍藏版、大字本、有声版等各种形态加在一起，累计发行近1000万套。

　　四十年打磨不寻常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十年辛苦不寻常”。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新校本《红楼梦》，40年来也经历了不断打磨的过程。

　　“校勘《红楼梦》的根本目的，是要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给广大读者提供最好的通行本。”张庆善说，“这样一个本子需要根据红学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